会面大概二十来分钟，我却像煎熬了一个世纪那么久。
师父出来时很轻松，至少表现得很轻松，他说母亲情况不错，不用担心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
至于警方的控罪依据，虽不能说一头雾水，至少也是全凭猜测，除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，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。
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、工商、税务后，师父列了个清单，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，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，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性贷款(七十万)、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(八万多)、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(第一年奖金两万，后三年每年五万)、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(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)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(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，租金每年五万，合同期一次性十五年)，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(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，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)。
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，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露给身旁的秃顶矮子。
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，先谈资金，再论罪名，最后得出结论说，事儿其实不算事儿，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，奖金、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，有法可依、有据可循，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——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，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，就算有定论，投资毕竟是投资，又不是赠与，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。
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，从市场角度看，租金略低，租期过长，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，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，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。
听他这么说，我想不激动都难，但紧跟着，师父话锋一转，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，赶上风头了，陈建业一落马，基金会正在被调查，难免想要找个突破口，何况有人想要做掉陈建军，所以到底会弄个什么结果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说。
退一步讲，案件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会怎么说，我们决定不了——“这其实是最大的风险。”
说这句话时，他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，连下巴都跟着一摆一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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