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王伟超打电话来，我才兀地意识到，那个黄褐色古驰纸袋不见了。
下楼时跟一阵风似的，在二楼拐角处险些撞上母亲。我擦身而过，只觉心里轻轻一跳。
“急个啥呀你，走路不能慢点儿？”她停下来，笑了笑，“这又去哪儿呀？”
我下意识地嗯了声。我觉得应该停下来，腿脚却不受控制，顺着扶手一溜就是两三步。
“越长大越没礼貌，见了人也不知道说句话，”母亲似乎拽了拽衣角，“傻样儿一天！”
我回头瞥了一眼。她扭身站在第一级台阶上，两手操在羽绒服兜里，细腰下的棕色长裙曲线圆润。我又嗯了声，一步蹿下了楼梯。
“不跟你说话呢，严林！”母亲索性转过身来。
“有急事儿，”我仓促地抬头，“没功夫跟你说话。”
确实是急事儿，捣了三个多钟头的台球，又喊上两个呆逼一起吃了个饭。
一瓶泸州老窖，一瓶衡水老白干，每人弄了四五两。
席间问起基金会的事，王伟超先是表示不知情，后来又说好像略有印象，最终结论是这种组织也就是个幌子，除了洗洗钱作用实在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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